一夜情，放纵的困惑
一夜情，放纵的困惑 图文无关
“一夜情”(one night stand)，通常仅只一次，也可能是有限的两三次，强调双方均基于性欲的特点，拒绝感情与责任，通常发生在并不熟悉的人之间。因此又被称为“一夜性”或“艳
遇”，以显示其没有爱情介入的特性。
在内行人眼中，它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感觉是“太滥了”，没有关注的必要;在更多的外行看来，它距离自己遥远得如同一个故事。现实是，只要到了某些聊天室，总会遇到有网友热切询问：“想一夜情吗?”
性学专家李银河说，“一夜情”在工业社会、都市社会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。按照这个理论，我国现在已经是发展到了这个应该是普遍现象存在的阶段。
我满足，我快乐，所以我需要
毕夜(化名)，30岁,现任某网站首席执行官,已婚,有一子。目前独自在北京工作。自称为猎手。行动方式是：利用任何空闲时间到网络聊天室闲逛，等待愿者上钩。自认为网上寻找方便，效率高。
毕夜很爽快地接受了《法律与生活》杂志记者的网上采访，讲述了一年中发生在自己身上两次难忘的“一夜情”经历。
第一次发生在去年，那时毕夜还在山东老家工作，独自一人住在一座郊区的别墅里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由于没有妻子的陪伴，他的别墅显得格外的冷清。于是，百无聊赖的毕夜打开电脑，进入了某聊天室。他早就听说别人通过聊天，与网友发生了“一夜情”的事情，可自己从未体会过。想象着别的女人和自己的老婆有什么不同，和她们在一起的感觉是不是很刺激，心里痒痒的。怀着强烈的猎奇欲望，毕夜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。
很快，一条“美人鱼”上钩了……
“一个人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喜欢‘一夜情’吗?”
“不反对。”
有希望。接下来，他们交换了各自的基本特征，年龄、学历、工作、 家庭、经历以及性经验，等等。在交换中两人逐渐熟悉起来，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。对方是名28岁的女人，做保险销售工作，也是个有家有口的人。她说她爱自己的丈夫，只因为丈夫不能满足她的性需要，所以她想在网上寻找激情，但不能危及彼此的家庭。仅此一点，他相信她是一个良家妇女。
就这样他们很快在网上熟悉起来，并约定了“一夜情”。她如期赴约了，是在他的住处。她高高的个子，一头乌黑的长发，戴着一副金边眼镜。因为事先的沟通比较好，再看到她人长得不错，他还是比较喜欢的。此时离他们认识仅有一个星期。两人见面后，没有过多的交流，直奔主题。一切按照事先在网上的约定进行，没有感情交流，没有金钱交易，仅仅是单纯的性伙伴。他们的目的明确，只寻找激情，不想找麻烦，也不想影响家庭。
后来他又去她家一次，然后就再没见过，也没有任何联系。尽管毕夜承认作为自己的第一次，他有时还会想念她，但他有能力克制自己不去违反规则。
再一次发生在北京，对方是名教师，北京人。
两人也是在网上认识的，而且是当晚上网，当晚见面。她说老公的性能力差，无法满足她的性需要。双方进行沟通后，一拍即合，趁着她丈夫出差，当天晚上毕夜就来到她家。她长相一般，身材还可以。虽然彼此还相当陌生，但他们的目的很简单，就为那一夜的刺激。她说自己很少会有“一夜情”的经历，因此有些害怕，所以事先她喝了点酒。分手时，双方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，因为他们都清楚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
过客(化名)，北京某高校博士生，26岁，未婚。
记者与过客是在网上聊天时认识的，他在急切地寻找可以共度一夜的目标。
过客说自己曾有过“一夜情”的经历，不同于毕夜的是他早就认识那个女孩儿，听别人说她很喜欢他，但他计划明年出国，不想和她发展下去，所以一夜之后，就没有任何承诺地分开了。
也正是因为这次经历，他希望找个单纯的性伙伴，既可以满足生理需要，又可以不成为自己出国的累赘。他听同学、朋友谈起过自己的“一夜情”经历，都很开心的样子，所以他也想尝试一下这其中的奥妙。可能因为个子矮的原因，他说自己连续寻找了几个晚上，还一无所获。
他说自己是学理的，但并不古板。他很喜欢看书，更喜欢接受新的思潮，所以他一定要有“一夜情”的经历。
白领的独特“快餐”
《法律与生活》杂志记者所接触到的和听说的有过或向往“一夜情”者多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。比如毕夜与过客，比如毕夜说过自己圈里盛行“一夜情”。对“一夜情”的看法和经历，使他们与传统的对知识分子呆板、保守的看法相距甚远。
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肯定了这个判断。他说，“一夜情”在学历高者身上确实比较普遍，一是因为这种现象主要在网上传播，从而确定了它的人群的局限性。二是越是高学历者越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基础，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行为开脱，来寻求心理平衡。
但夏教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“一夜情”的反对意见。他认为，在某种意义上，“一夜情”现象是一种人类的退化，是退化到生理需求上的表现。信仰缺失了，理想消失了，需求层次降低了。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转变为以个人为中心，以物质为导向，是感觉层次的满足。低级趣味上升为主导趣味，是欲望主义的必然结果。他同时说明，这也是“一夜情”现象出现的原因。“一夜情”的出现是人的价值观、贞操观、社会的变迁导致的。因为，现在是个世俗的时代，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失去了光彩，没有救世主了。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超过了对精神信仰的追求。人们开始变得斤斤计较。过去，人们对贞操看得很重，所以“一夜情”的事情不可能发生，然而现在却已是屡见不鲜。
他还说，越是高层次的人退得越厉害，因为他们有理论的武装。事实上，他们所谓的理论仅是对皮毛的理解，是对西方性文化错误的理解。他们还自认为很高尚，实际是在为滥交遮掩，是在为不断变换对象找借口。
心理学专家朱建军指出，就自己所接触的人群来看，发生“一夜情”者以社会白领居多。原因在于这些人很多结婚比较晚。有的是恐惧结婚，害怕婚姻带给自己很多麻烦，但又需要性，所以会寻找性伙伴;有的是因为生活变动大，比如今天在北京，明天在上海，不能建立稳定的婚姻，他们就会选择自由的方式。这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。
热衷一夜情者不排除有心理疾病
2001年一份调查显示，随着都市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，人们感觉“紧张”、“发愁”、“冷漠”和“无聊”、“空虚”等较为负面的情绪比2000年有所上升。有人分析这也是造成“一夜情”这种快餐式交往出现的原因。
朱建军说，这确实是“一夜情”产生的原因之一。多数参与者是在寻求刺激，由于他们没有明确生活目标，便用性来摆脱生活的空虚。这种人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性行为就会难受，但是事后他们还是会感到空虚、无聊。
另外，社会风气对“一夜情”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，这是各方面对性宽容到放纵程度的结果。任何事物都是物极必反，当某个社会对性非常压抑时，它就可能走向开放，当开放到放纵的地步时，就会产生对压抑的反弹。中国目前刚好处在这个时期，因为20多年前，当时的中国对性非常压抑，也非常严厉，这就使一部分人现在走向性开放。朱建军认为，这种反弹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消失。
社会思潮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“一夜情”的产生。“一夜情” 被某个小圈子里的人认为是时髦，如果不那样做，就会被别人嘲笑为保守，这便使一些人对自我的约束格外少。另外，也不排除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，如思想家福柯，他反对固定的社会模式，强调建构一些价值观，这是反叛的思想模式，而目前他的理论在某些学者中很流行。
毕夜在与《法律与生活》杂志记者交谈时，多次强调自己对“一夜情”的追逐就是根源于猎奇，因为他与妻子感情很好。他毫不隐讳，即使将来与妻子不两地分居了，他也不会中断自己的“猎手”行为，因为这种生活让他快乐。
朱建军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：参与“一夜情”者多数没有心理疾病，但少数不排除有这个可能。那种对性过分追求已成瘾者，心理学上称为“性成瘾者”。多数性成瘾者都是婚外的行为，寻求强烈的刺激，获得新奇感，因为婚内的性行为对其已起不到强刺激作用。
他说，“性成瘾者”不仅对自己、家庭有破坏力，对社会也会有不良影响，因为不节制的行为可能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。
法律不干涉一夜情?
一名21岁的北京女孩儿，在与网友共度了“浪漫之夜”后，将自己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地。
2002年年初，以“新新人类”自居的21岁的阿芳在网上结识了王某。在渐行渐近的聊天中，两人很自然地谈到了“性”。于是一次聊天中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。
一切事情都按他们的约定进行了，王某来到阿芳家，尽管第一次见面，还不熟悉的两人还是毫不犹豫地发生了性关系。几天后，同样的行为又在王某家发生了一次。此后，两人便断了联系。
半年过去了，今年7月初，阿芳意外地接到王某的电话，王某要求再次发生性行为。因为时过境迁，阿芳拒绝了。不死心的王某多次给阿芳打电话、发短信，见没有效果，王某开始使用污辱性语言。不堪骚扰的阿芳只好找自己的一位男同学帮忙，让他以自己男朋友的身份找王某“谈判”。阿芳的男同学告诉王某不要再纠缠阿芳，并提出可以给王某一笔钱来解决问题。
当王某同意面谈此事时，阿芳以王某敲诈勒索到北京市交道口派出所报了案。当王某在约定地点等候时，交道口派出所的民警及时赶到将其抓获。
在派出所，王某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，但否认要钱的意图，只说要见阿芳是想“奉劝她不要再放荡下去”。尽管敲诈罪名没有成立，但王某因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，其行为属于流氓滋扰妇女，受到了必要的惩罚和教育。
北京市交道口派出所的民警陈炬，是阿芳一案的办案民警。他告诉记者，在办案过程中，他们并没有对阿芳进行批评教育。因为阿芳在本案中是受害者，他们应该予以保护。何况现在的网络发展迅猛，“一夜情”的事情司空见惯，作为执法人员，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来管理该行为。
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曲新久指出：法律没办法对“一夜情”进行规范，目前的婚姻法中也没办法规范。过去刑法中曾有流氓罪，但那必须要许多人在一起有流氓行为才可以算是，所以“一夜情”不属于流氓罪。现在法律中废除了流氓罪，只剩下其中的两条，一是组织淫秽表演，一是聚众淫乱，只有这两种情况才处理，没有适合“一夜情”的罪名。
在采访中，“一夜情”的追逐者们都是理直气壮，声明“我们没犯法，你情我愿，与他人无关”。毕夜就一再强调，在自己的所有“艳遇”中，始终与金钱无关，因此，他根据自己的法律常识判断自己没有违法，“警察看到了也没证据证明违法”。
陈警官承认，毕夜们确实没有违法。因为“一夜情”与卖淫嫖娼不同，卖淫嫖娼是钱与性的交易，而“一夜情”不是。卖淫嫖娼也不属于犯罪，而是属于治安管理。因此，有关政府部门对“一夜情”的存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。
“一夜情”倡导者们对卖淫嫖娼很反感，毕夜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，找妓女是胡闹，他从来不找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妓女是为了钱，怎么会给他快乐?不用去尝试，想想就够了。自己的这种生活不叫婚外恋，更不是卖淫嫖娼，这就是“一夜情”。
过客认为， “一夜情”的好处就在于它不同于婚姻，不必有承诺和承担责任;另外，它不同于卖淫嫖娼，卖淫嫖娼会触犯我国治安处罚条例，也有得病的危险。再者说，人总有寂寞的时候，好像遇到同样有需要的人，互相慰藉一下，这之间你情我愿，既没有钱的交易，也不违法，没有什么不妥的。
尽管仅是个人私生活，但“一夜情”还是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。
没投入感情，就不是背叛?
在网上，《法律与生活》杂志记者还采访了几名女性，有已婚者，也有未婚者，她们说尽管她们还没有遭遇“一夜情”，但是并不反对尝试一下，不影响家庭，又满足了生理需要，还有刺激，何乐而不为呢?
记者多次问毕夜，他的行为是否是对妻子的背叛?会不会影响到家庭?这个声称爱妻子、孩子的男人给予了断然否决的回答。他说，第一次事情发生后面对妻子有“坐车没买票的感觉”，以后习惯了，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。妻子绝对不会知道他的事情，所以不会影响家庭。而且他对妻子是情，对别人是性，谈不上背叛。
夏教授认为毕夜的说法是为自己开脱。不动感情就不是对家庭的背叛，这是借口。实际上，此类事情发生时就已是对家人的背叛。而且这种事情不可能永远瞒下去，夫妻间亲密的关系使任何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对方的眼睛。养成习惯，形成寻找异性的癖好，就更是对家庭的背叛。
朱建军认为，长期的“一夜情”行为，对配偶和当事人自己的心理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。
对已婚者来说，其发生“一夜情”后有的是配偶不知道，有的是不在乎、无所谓。前者认为对方不知道就不会影响家庭的是自欺欺人。偶尔的一次对方不知道可能影响不大，但次数多了肯定会给对方的心理造成损害。因为事情发生后，从潜意识层面，自己就会有所表现。对于细节上的变化，对方是能感受到的，这种变化可能会给对方一定的影响，尽管对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如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变得冷淡了，因为经历的“一夜情”多了，就习惯了把感情与性分离，在家里自然也会表现出来，这对配偶的伤害很大。如果夫妻双方都对此不在乎，你有我也有，虽然伤害比较小，但婚姻就名存实亡了，对对方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了。
对未婚参与者来说，“一夜情”对其的心理影响会比较小，但会触及到人格的改变。因为参与者的原则是以不动感情为前提，时间长了就不容易动感情了，面对异性只有性的欲望。人的本能是整体的，情与性是互为一体的。“一夜情”参与者长期压抑自己，就会变得不会动感情了。这种状况在婚后也无法改变。还有，如同吸毒一样，对性的需求一旦上瘾，就需要不停刺激，需求也会越来越多，可能产生越来越怪异的行为，否则就感觉不到刺激，同行恋、性虐待等就可能产生。
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劳凯声教授指出：“一夜情”不是一个绝对的对与错的问题，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，我们应该重新树立很好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在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也曾发生过这种情况，但都得不到社会和人们的认可，而且他们已经尝到了如艾滋病流行等恶果。
这同夏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。他说，“一夜情”是完全的失去理智的行为，它以本我为主宰，为快乐原则所制约，是明显地对社会和家庭的不负责任的行为。然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，对社会负责，对家庭负责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他绝对不鼓励“一夜情”的发生。
他还认为，此行为还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效应。因为婚外恋的对象是一个人，而“一夜情”是不断变换对象，对象更多，这是社会道德、伦理都反对的。这样的行为，是对婚姻家庭的破坏，是对人际关系的破坏，自然就影响到社会。人是社会的产物，有自己的地位角色，比如当事人是教师，那他如何面对和教育学生，这当然是对社会风气的侵蚀。家庭就是社会对性的承认，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，它完全可以满足人类性的需求。人类没有必要违反这个安排，去追求其他的情感。另外，“一夜情”对积极向上、团结奋进的精神有负面影响。个人行为不是孤立的，如果一旦形成一种时尚，致使社会情操和人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，这必然会影响政治制度。
夏教授认为，以后对这种现象还得有个说法，因为从长期看它对社会是具有负作用的。
一夜情，该约束吗?
曲教授认为，“一夜情”属于道德领域的事情，就如同现在没有条文去约束它一样，以后的法律也不可能制定某个条文去规范“一夜情”，否则就是在逆历史潮流。
他解释，现在社会对公民人身控制也越来越开放，除非其行为对他人构成了伤害。目前，在这方面，除伊斯兰国家外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靠公民自己的道德约束。
法律不管这个领域，也管不好。这需要靠自我道德约束，靠主流引导，不是靠法律去强制。从心理学角度讲，越是强制性的事物，对人就越有吸引力。
另外，法律干预的成本会很高，因为干预需要投入支出，要动用警力、财力，国家财力有限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 “一夜情”主要是靠网络传播，对网络进行监控不符合网络的特点，成本也太大。目前国家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监控，但成本很高。
治安管理条例也不能管，只有在“一夜情”发生严重危害社会风尚行为时才受到管制，出现衍生问题时才能介入。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秩序，但“一夜情”总体来讲不是大问题。除非有三种情况出现时，法律才会对其进行约束。一是对家庭的破坏，如由于“一夜情”的发生，导致一方婚姻破裂;二是衍生问题，如阿芳一案中，阿芳被王某骚扰;三是疾病的传播，就是明知自己有性病还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。
道德的演变是很复杂的，社会发展中有好的事物出现，也有不好的事情出现，法律没有办法。
但是他也说，现在西方也向家庭回归，向自我回归。美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性解放时代，后来尝到了苦头。现在也在回归家庭、重视贞操，毕竟这不是主流道德所推崇的。所以，他认为“一夜情”在我国也会经历这个阶段，只要不去过分关注，自然也会慢慢减少。
毕夜说，这篇文章出来后，他一定要看一看，因为对于自己的行为，他也拿不准;对于“一夜情”，他也有太多的困惑。
